专业带头人，从执行者向领导者转变

王亚南

    提高专业建设水平是当前高职院校面临的最大挑战。专业设置大而全、专业特色优势不明显、专业应对市场变化迟滞、专业群整合乏力仍然是当前高职院校专业建设所面临的棘手问题。而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就是要让专业建设的第一责任人——专业带头人真正“带起头”，因为任何先进的专业建设理念，都需要专业带头人将其具体落地。

重要程度日益凸显

    专业带头人在高职院校肩负着专业发展规划、专业课程体系开发、专业教学资源整合、专业教学问题诊断与改革等职责，他们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影响并带领着专业教学团队，实现专业发展目标。“一名优秀的专业带头人就等于一个优秀的专业”已成为高职院校的共识，专业带头人是高职院校师资队伍的“领头羊”，也是师资队伍建设的“牛鼻子”。

    目前，高职院校已整体步入内涵提升的新发展阶段，对专业带头人的角色要求正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专业带头人所承担的角色需要从“专业建设执行者”向“专业建设领导者”转变，从“正确做事”向“做正确的事”转变。

    随着管理重心下移的日渐加快，学校和院系层面已难以掌控所有的信息来保证专业建设决策的科学性和及时性，这对作为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的专业带头人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

    高职院校作为典型的学术组织，组织属性决定了内部资源整合的独特路径，必须重视发挥道德权威与专业权威的效用，而专业带头人正是在基层教学组织中同时兼备这两种权威的群体。

作用未能充分彰显

    尽管专业带头人正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多方因素的制约，“带头”作用未能充分彰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专业带头人无暇“带头”。当前高职院校在整合内部资源、实现专业建设目标上仍然沿袭着科层管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专业带头人实际上被纳入到了整个行政链条的最末端，主要承担着“专业建设执行者”的角色。几乎任何在专业范围内的工作事项都可以和专业建设相挂钩，导致专业带头人的工作职责出现了无限泛化的现象——需要承担大量的行政事务性工作。作为本应服务基层教学的各级职能部门，仅仅承担信息指令发布、质量监督的职责，不再具体参与到专业建设之中；而作为专业建设责任主体的专业带头人则需要接受各个部门所发布的任务和指令，陷入琐碎的管理事务中，难以抽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如何“带头”。

    其二，高职院校专业带头人无权“带头”。在科层管理模式的组织架构中，上下级之间的职权关系按照严格的等级进行划定。在专业建设过程中，这一逻辑同样贯穿其中，专业带头人专业建设的任何行动举措都必须首先征得上级领导的授权或批准后方能实施，专业建设方向的决策主导权主要掌握在上级领导手中，无论是专业方向的把控还是专业建设资源的整合都需要首先获得上级领导的支持，造成专业带头人“带头”的空间十分有限。

    其三，高职院校专业带头人无意“带头”。当前，职称评审对高职院校教师有较大的激励作用，但由于职称评定过程中仍然存在套用学术型高校评价标准的现象，将论文和课题的数量与质量作为职称评审的主要标准，对专业带头人的工作积极性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专业带头人做的许多诸如校企合作关系建立与维护、学生顶岗实习安排、社会培训服务、校企合作课程开发与教材编写、承办或组织参加技能大赛等专业建设工作得不到认可，导致专业带头人不愿意花太多精力在专业建设能力提升上，而把大量的时间用于课题申请、论文发表上，与职称评审无关的工作很难激发专业带头人“带头”动力。

    其四，高职院校专业带头人无力“带头”。由于没有明确、清晰的专业标准和资质要求，导致在办学中许多并不具备专业建设能力的教师进入到该岗位从事专业建设工作，极大弱化了专业带头人的专业身份和地位。同时，专业带头人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缺乏清晰的专业标准前提下，不仅入职前缺乏相应的岗前培训提前熟悉、认知该工作岗位的要求，而且在入职后也缺乏相应的专业成长路径来提升自身领导专业建设的能力，导致许多承担着专业建设职责的专业带头人并没有能力来“带头”。

挑起专业建设大梁

    在内涵发展背景下，专业带头人所承担的角色亟须实现从“专业建设执行者”向“专业建设领导者”转变，这两种角色在思维方式、管理方式、权威来源、发展动机以及动力源泉上都存在着根本不同，因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让专业带头人挑起专业建设大梁。

    其一，明晰专业带头人角色定位，彰显专业带头人“带头”身份。作为专业建设领导者，专业带头人会主动思考专业建设的未来和方向，发展动机主要来源于荣誉感和成就感。因此，为了能够彰显专业带头人的专业身份，应制定清晰的能力标准并依据此标准在教师群体之中进行选拔。在办学过程中，需要明确专业带头人学术领导的专业身份，逐步降低行政事务的工作量，将专业带头人从琐碎的工作杂务之中解脱出来，将有限的工作时间聚焦在本专业发展的一些重大战略事项和对外沟通合作上。

    其二，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拓宽专业带头人“带头”空间。内涵发展目标的实现亟待高职院校以一种更加灵活、敏捷的组织形态来应对外部环境的挑战，向基层创新单元赋权是其不得不面临的抉择。这就需要进一步推进学校组织结构扁平化，实现专业建设知识分布与专业建设决策权的匹配。通过制度建设，明确专业带头人作为教师队伍中最高学术权威所应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职责，进一步弱化科层权威对基层教师教学的影响，为专业带头人学术影响力的发挥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其三，完善专业带头人激励评价机制，激发专业带头人“带头”动力。为了能够激发专业带头人队伍领导专业建设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高职院校要在全校营造专业带头人重要和光荣的氛围，重点研究并制定专业带头人的激励评价制度。要制定具有吸引力的专业带头人岗位津贴标准，保障专业带头人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在考核评价上，根据专业建设的内容确立考核评价指标，并建立客观、公正的考核评价机制，通过考核让优秀的专业带头人脱颖而出并淘汰不合格的专业带头人，将考核结果与奖励津贴以及职称晋升相挂钩。

    其四，构建专业带头人培育体系，强化专业带头人“带头”能力。为了实现专业带头人能力的系统提升，应将专业带头人培训纳入到整个高职院校师资培养体系之中，根据教师生涯发展阶段，构建体系化的教师专业标准，建立体系化、阶梯化的能力培养路径，有效区分不同阶段教师能力发展重心，专业带头人应重点培养其专业建设领导能力。建立从地市、省一直到国家三个层面的职业教育师资培训机构网络，国家级师资培训机构应以专业带头人为培养对象，以专业建设领导能力培养为主，帮助专业带头人了解职教改革发展趋向及领导专业建设应掌握的知识与技能。此外，高职院校还要在校内搭建经验共享与交流平台，形成专业建设共享技艺库，从外部培训与工作场所学习两个路径助推专业带头人专业建设领导能力的提升。 （作者单位：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双一流”要担起职教师资培养使命

胡解旺

近年来，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师范院校的美誉度和吸引力不断下降。为了自身发展需要，一些师范院校不再专守师范，而是一心多用，大量开设非师范专业（尤其是工科专业）来吸引生源。甚至改名换姓抹掉“师范”二字，变身综合大学，导致教师教育的优质资源日益稀释和弱化。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没有高质量的教师教育，要想提高整体教育质量，无异于缘木求鱼。作为传统师范院校，应该不忘初心，坚定信念，始终以教师教育作为办学的最高宗旨，不断向教育领域输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杰出教师甚至教育专家。

    从现有的情况看，仅靠师范院校开展教师教育，显然是绠短汲深。多年前，部分高水平综合大学设立了以“教育学院”为基础的教师教育学科和专业，成效逐步彰显。后来，为了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竞争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这些名校纷纷将“教育学院”予以压缩和裁撤，刚刚兴起的教师教育又归于沉寂，只有极少数名校还在默默持守。即使教师教育侥幸“存活”，也已经处于边缘状态，在一流学科建设中难有话语权。

    作为中国高等教育迈向世界一流的排头兵，进入“双一流”建设名单的大学本身历史悠久、学术积淀厚实、综合实力超群，拥有一流师资、一流生源和一流的软硬条件。它们开展教师教育，一方面将拓宽教师队伍输送渠道，极大地提升教师教育质量；另一方面，又能在传统师范院校之外产生强大的“鲶鱼效应”，导致教师教育的竞争加剧，并更好、更快地激发传统师范院校的活力，从而在整体上不断提高我国教师教育的质量。

    所以，这些大学不但要成为卓越工程师、企业家、经济学家等领域的摇篮，而且要积极主动地响应国家和社会的迫切需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兴国必先强师”的精神，当仁不让地成为优秀教师的“孵化器”。

    如果说传统师范院校偏重培养普通教育师资，而且已积累丰富的办学经验，那么，进入“双一流”建设名单大学则要侧重为职业教育培养急需的师资。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内，我国职业教育师资都会面临数量不足、水平偏低的状态，严重制约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和上升空间，不利于培养高质量的技能技术人才，进而迟滞“中国制造”向“中国质造”“中国智造”转型。进入“双一流”建设名单的大学之所以承载这一使命，主要有如下考量：

    其一，符合职业教育的特点及需要。职业教育（中职、高职）教师不但需要有较高的理论水平，而且需要很强的操作和动手能力，是典型的“教练”型教师。而这些大学属于研究型大学，“顶天”和“立地”的水平都是一流，培养的学生既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又有较强的实际操作和运用能力。如果经过系统培养，掌握职业教育的法则和要领，必然非常符合职业教育的特点和需求。

    其二，缓解职业教育师资短缺。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突飞猛进，但整体师资难以跟上快速发展的步伐，导致班级人数过大、教师授课任务繁重，带领学生开展实训、实践明显不足，教师自身缺乏足够的继续教育和进修培训时间，这有悖于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这些大学如果承载起培养职业教育师资的重任，以其一流的办学实力和强大的影响力，将在较短时期内缓解职业教育师资短缺的难题。

    如果这些大学与职业教育形成“契合”，那么，后者的师资将有稳定的供应渠道，而且其现有的师资也可通过这一渠道不断得到有效培训和提高。与此同时，在不远的将来，少数优秀的职教学生也会沿着这条通道进入名校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从而以更高水平反哺职业教育。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契合或将形成高水平的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良性循环，从根本上提升职业教育的美誉度和吸引力。

    所以，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我国职业教育要想真正迈向一流，不仅自身要不断迎难而上，也需要得到进入“双一流”建设名单大学的鼎力支持。尤其是在教师教育方面，这些大学具有职业教育所需的全部要素。当然，这同样需要这些大学独具匠心，积极主动契合国家战略发展需求，将带动职业教育发展作为自身不可或缺的办学目标，并列为学校重点工作的议事日程，努力做到“扶上马，送一程”。

    一旦这些大学的教师教育与职业教育实现全面接轨，职业教育必将迎来行稳致远的“高铁速度”。（作者系广东嘉应学院发展规划与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课堂教学是培养人才的主渠道

顾明远

近些年来，我国基础教育改革轰轰烈烈，学生生活生动活泼，素质教育有所推进，但对课堂教学的改进似乎重视得不足。我曾经在多所学校听过一些课，教师的教学确有改进，但尚未达到满意的程度。我们到学校访问，校长往往会让我们看孩子们琳琅满目的作品、丰富多彩的表演。但等到课堂上听课，就感到不尽如人意，有个别教师甚至出现概念性的错误。于是我想说，提高教育质量，首先要把课教好。课堂教学仍然是培养人才的主渠道。我们提倡学生参加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发展学生的特长，扩大学生的视野，是对课堂教学的有力补充，是把课堂上学习的知识应用于实际的重要形式，不能忽视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

    为什么这样说？

    第一，课堂教学是完成国家课程标准的主要形式。国家课程标准是为落实国家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制定的具体的教育内容，体现了国家意志。国家课程标准规定了总目标和各学科要掌握的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价值观。只有达到了课程标准的要求，才能完成育人的任务。

    课程标准的实施关键在教师的课堂教学。课程标准的实施有几个层次：最高层次是国家课程标准，我们可以称它为理想课程。第二个层次是开发课程，即按照国家课程标准编制的课本。编制课本的专家一方面要充分理解国家课程标准的精神和要求，另一方面要了解教师教学的情况和学生接受理解的能力。第三个层次是实施课堂，即教师的课堂教学。这是把理想课程变为现实的最关键的环节。因此，教师必须认真学习研究国家课程标准和各学科的标准要求，认真上好每一节课，教好每一个学生。优秀的高水平的教师能够充分完成国家课程标准的要求，甚至还可以补充开发课本，弥补课本中的不足。反之，如果课堂教学搞不好，国家课程标准就会落空。如果说还有第四个层次，那就叫习得课程，即学生实际获得的知识和能力，养成必要的价值观和态度。这就取决于教师的课堂教学的水平。可见，其中实施课程，即课堂教学是最重要的环节。

    第二，课堂教学是培养发展学生思维的主渠道。课堂教育不是简单地传授现存的知识，而是要在教学过程中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探索和思考，通过课文的辨析，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传统的课堂教学往往只是教师提问，学生回答，很少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自己探索寻求答案。有的教师把课文分析得很透彻，但学生接收了多少却是一个未知数。著名教育家吕型伟说，教学要让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发现问题需要思考；提出问题，特别是提出与老师不同的意见，还需要有点勇气。这几句话说得很精辟。只有会思考并能提出问题，才能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的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的研究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提到，面临当前的社会挑战，学习方式需要改变，要重新定义学习的概念。“学习可以理解为获得信息、认知、技能、价值观和态度。学习既是过程，也是这个过程的结果；学习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个人行为，也是集体努力。学习是由环境决定的多方面的现实存在。”报告批评当前国际教育讨论时张口闭口谈学习，“主要关注的是教育过程的结果，而往往忽视了学习的过程。关注结果，主要是指学习成绩，而忽视了对于个人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态度”。许多研究表明，当今社会，展开竞争的不是机器人本身，而是人的头脑。现在社会上最热门的职业，五年十年前有些并不存在，今后的变化更是难以预测，只有不断学习，掌握不定式的思维方式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因此，课堂教育要帮助人们改变思维方式和世界观。

    第三，学习不是个人的事情，学习需要在集体中进行。当前有一种误解，认为个性化学习就是个别学习、孤立的自我学习。其实，学习需要在集体环境中生存。正如前面教科文组织报告中说的，学习既是个人行为，也是集体努力。课堂教学是集体学习最好的场所，学生在课堂上与老师、与同伴互相讨论、互相启发，甚至互相争论，就能促进思维的发展和对知识的深刻理解。我们成人也有这种经验，在座谈会时，听了别人的发言会得到启发，甚至会推翻自己原来的想法。同时，在与同伴共同学习中还能培养学生沟通的能力和合作的精神。这是当今社会最重要的品质和能力。

    第四，课堂教学要靠教师来实施。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学习的组织者，而且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着学生。教师自身的知识魅力和人格魅力都会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展现出来。毕业生有时到老还会记住某位老师怎样上课的情景。所以，立德树人的任务也主要通过课堂教学来实现。

    强调课堂教学，并不否定课外活动。课外活动可以丰富学生的生活，激发学生的兴趣，培育学生的合作精神等。特别是走出校门，走向大自然、走向社会，可以把课堂学习的知识应用于实际，培养实践能力，可以增长知识、扩大视野。但必须在课堂学习的基础上。如果课程没有学好，也谈不上知识应用于实际，也不可能在实践中有深刻的体会。因此，课堂教学是基础，是立德树人的主渠道。

    当然，课堂教学需要改革。在当今信息化、数字化、人工智能时代，传统的课堂教学已经不适应形势的要求。现在的儿童是信息时代的“原住民”，他们出生不久就接触到新技术，在咿呀学语的时候就会玩手机、玩平板电脑。他们从各种媒体获取的知识可能超过老师。同时，儿童是天生的创造者，他们富有好奇心、想象力。因此当前课堂教学改革的核心是把教师的教转变为学生的学。要充分估计学生的潜力，发挥他们的潜能。教师要充分认识信息技术的个性化、开放性、互动性、兴趣性的特点，但是也要意识到，处理不好，信息化会带来负面的影响。教师要善于恰当地利用这些特点来改变课堂教学的模式和方法。

    因此，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中间还要加一句，上好每一节课。校长的精力要放到课堂上，要走进课堂、走近教师，和教师共同商讨改进教学的办法，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启动

将在宁夏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开展试点

记者 焦以璇

    本报北京8月31日讯（记者 焦以璇）记者在今天教育部举行的第二场金秋系列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推动教师主动适应信息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积极有效开展教育教学，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将在宁夏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开展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

    “人工智能技术方兴未艾，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的阶段，其对教育的影响刚刚显现，还有广泛的应用空间，因此，教育部决定以试点的方式，启动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人指出，借助宁夏作为国家首个“互联网+教育”示范省（区）建设的契机，先期在宁夏基础教育领域开展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同时，考虑到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是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重要领域，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开展高等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

    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据该负责人透露，宁夏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作为“互联网+教育”示范区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将实施六大行动。具体包括教师智能助手应用行动，遴选一批具备条件的学校，建立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实验校；未来教师培养创新行动，在宁夏大学和宁夏师范学院建立教师教育创新基地，与人工智能骨干企业或高水平师范大学联合建立实验室；教师智能研修行动，升级宁夏教师网络研修平台，探索建立教师发展测评系统；智能教育素养提升行动，遴选一批信息化管理能力较强的优秀校长、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较强的骨干教师，分别开展智能教育领导力研修和教学能力研修。此外，还将实施智能帮扶贫困地区教师行动和宁夏教师大数据建设与应用行动等。

    该负责人表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试点工作包括：建设一批智能教室，对高校教师进行智能教育素养培训，建立高校教师发展智能实验室，实现教育教学的智能测评和诊断，采集教师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的信息，形成高校教师大数据，建立教师数字画像等。

    为保证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试点工作顺利推进，该负责人称，教育部将切实做好试点工作的统筹指导，并协调教育发达地区和人工智能骨干企业参与并支持试点工作。教育部将强化经费保障，通过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国家级教师队伍建设项目资源，为试点工作提供必要支持。此外，教育部将遴选教师教育、人工智能、教育技术和教育管理等相关领域的专家，成立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专家组，负责试点咨询指导工作。教育部还将采取专项督查和第三方评估等方式，对试点工作进行检查评估和试点验收。

创新创业教育要把握新时代需求

贺星岳 邱旭光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快速生成，给创新创业教育带来的不仅仅是机遇，更是挑战。在新时代，高职院校必须把握新需求、新脉动，探索创新创业教育的新“招式”。

    “心之变”：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为核心，构建创新创业教育长效机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教学、科研、实践紧密结合，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创新创业能力，是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必须根据新时代的需要，找准新的立足点、出发点，建构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学模式和课程体系。

    国务院《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创新引领创业”，突破传统创新创业教育的窠臼，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不断深化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以创新引领创业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创新创业教育的重点。

    创新创业精神和能力培养的难点是创造性思维养成。创造性思维需要通过激发学生强烈的创新欲望，激励学生大胆创新的勇气，鼓励学生敢于联想，形成逆向思维、立体思维、发散思维的习惯，打破常规，突破思维定式，以实践和技能为基础，促成“顿悟”。创新就是要创造出新思想、新方法，尤其是在技术创新和转化应用方面产出“新点子”，而这离不开知识产权的保护。高职院校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要注重知识产权教育，使“懂法、守法、用法”成为创新创业能力的“压舱石”。

    “技之变”：用新技术、新工具激活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模式，营造新生态。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是技术发展的趋势，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及其产业化、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关键，这些新的技术给创新创业者提供了新的经济环境空间、发展生存空间、创新想象空间，同时也促进了教育技术变革。

    高职院校要紧紧“盯牢”新技术、新工具的发展趋势，充分发挥新“利器”的功能，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资源、师资团队、教学设施设备、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实战项目选择等方面，充分利用新技术、新工具，促进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改革。教育部立项支持建设的创新创业教学资源库，为全国高职院校利用新资源、新信息、新项目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搭建了有效的平台。

    创新创业教育必须是在“教”中“创”，在“创”中“教”，要做到这一点，教育者必须先“创新自己”，摆脱传统的教学模式，带着“具有专业背景的项目”开展创新创业教育。高职院校要紧扣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育，构建创新创业教育新体系。

    “人之变”：育人为本，开展课程思政，培育新一代创新创业者。

    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必须把握育人为本这个基本点，以思政教育为牵引，在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渗透思政内容，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创新创业生力军。

    思政课程与创新创业素质课程具有很高的同质性，高职院校要主动发挥思政课程“主课堂”“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将思政课程与创新创业课程有机融合，形成中国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思政”新模式，提升新一代创新创业者的人文情怀，开拓他们的创新思维，强化他们的核心素养，使他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高职院校要不断探索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思政”的新路径，培养具有时代使命、时代责任和时代担当的创造者、建设者。（作者贺星岳系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邱旭光系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所副所长）

武汉交通职院学生研发洗船机器人

记者 柯进 通讯员 马琼

本报讯（记者 柯进 通讯员 马琼）“每次给军舰‘洗澡’特别麻烦，清除船底的海蛎子等附着物要消耗大量人力和时间。”海军一位军官一句无心的话，不仅意外给武汉交通职业学院一群大学生提供了科研灵感，而且还在最近落幕的2018年“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中捧得特等奖。

    这款由武汉交通职业学院船运学院5名教师、20多名学生组成的团队历时一年研制而成的水下清洁机器人，可以像环卫扫地车一样，为军舰、民用船只的船底进行大扫除。在最近举行的2018年“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中，这款名为“蝙蝠侠”的机器人和其他两款不同功能的“智能水下机器人”一同斩获了特等奖。

    目前，最接近市场应用的是水下清洁机器人。该机器人下水后，不仅可像无人机一样保持悬停状态，还可通过遥控调整姿态后，侧身或倒挂贴住船底，通过履带和推进器配合前进，同时用高压水枪和清洁刷清除船底附着的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