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队伍建设一直是影响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今年年初，《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颁布。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特别强调教师队伍建设的基础性作用。教师队伍建设，最为核心的要求是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它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战略部署，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的基本途径。近代大学教师制度演进，可以使我们得到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思想性是教师制度体系的灵魂

    良好的制度是形式与精神的结合体。形式可以移植和模仿，但精神尤其是活的精神必须与民族文化相容或从民族文化中“溢”出来。近代教育思想史中，一条主线是对国家和民族独立的诉求，它始终贯穿在教育思想的嬗变中。西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主张，虽然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面目被不同程度地引进和认同，但均与这一主线在学人思想认识上的重要程度有关。特别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外教育思想如大潮涌入，进一步激发了民族独立性的主张。这种融合在民族独立性中的改造，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领域。

    高等教育是西方近代教育最具成效的构成，它最为典型地反映了工业化对人才培养的主张，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和推进着近代科技的创新，而支撑高等教育大厦的是“学术自由”精神。在中国，经历了清末郑观应、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的改造，民国时期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学人对西方“学术自由”精神作了精微阐发，提出了“学术独立”主张，从此成为教育界彰显民族性和教育性的精神支撑，亦成为近代大学教师制度的灵魂，在近代大学教师队伍建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时代的中国教育，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进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要以党的教育方针为指导，秉承“学术独立”之精神，服务经济社会之需要，关键在于造就具有家国情怀、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立志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师资队伍。当代的“学术独立”，就是要立足中国本土，着眼中国实际，开拓中国之路，弘扬传统文化之精髓，汲取世界文明之所长，筑就中国教育之根基，开创中国教育之新时代。

    系统性是教师制度体系的追求

    制度的生成和建设过程，难以脱离制度精神、制度制定、制度实践的逻辑，其体系的完善需要长期的演进过程才能得以形成。我国近代大学教师制度从孕育至完善前后长达80余年，其标志是一组完善的制度法规文本与我国大学教师队伍的整体崛起，它的演进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大学教师制度建设的“近代经验”：“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是其灵魂，从移植到创造是其文化理路，政府主导与大学自主、“校长负责”与“教授治校”是其演进的外部动因和内部动力。较有成效的制度内容是“教授治校”体制、自由流动机制、“按质论价”的薪俸制度和以研究为导向的教师进修制度。

    从具体内容上看，近代大学教师制度包括职务、资格、聘任、晋升、考核、奖惩、培养、薪酬、退休等，这一制度的演进经历了曲折进程。以京师同文馆为代表的洋务学堂的先后成立，昭示着近代大学教师制度的开始和孕育，它们以“中体西用”思想为指导，实行中西教习“兼聘”，培育了教师管理最先的制度元素。甲午之后，近代大学诞生，逐步确立聘用制度和“以培养入手”扩大本土师资的制度演进逻辑，其背后则是“民族独立”的办学追求。民国以后，教育民主化思潮涌动，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教育家大胆借鉴日本及欧美的大学教师制度，结合中国实际，构筑了“教授治校”内部管理体制，并以创立新型科研组织来聚集高水平师资，从而铺设“学术独立”之基石。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在教师职务四级分等制、“非聘即走”的自由流动机制、“学界领袖”之造就及退休抚恤制度等诸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抗日战争期间，民族救亡与独立再一次成为近代中国及其大学的主题，大学教师制度从单一的教师制度转向综合的人事制度，进修、薪酬、编制、退休和久任教师奖励等得以添设与完善，尤其在推动大学教师科研制度建设上较有成效。

    新时代中国教师队伍建设制度体系，提升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从全面建成教育强国的政治高度出发，将其落实到教师的准入资格、岗位聘任、职务晋升、工作考核、师资培养等各个环节之中，增强制度体系的协同性，提升对时代要求的应答力，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氛围，让广大教师享有应有的社会声望，在教书育人岗位上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实践性是教师制度体系的生命

    我国近代大学教师制度建设基本上是政府主导型的实践活动，但有趣的是，除清末民初政府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外，民国的多数时间里，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总体上处于相对合作状态，因而这种实践性是官方和大学之间的互动实践。换言之，没有政府与大学的合作，我国近代大学和大学教师制度发展不可能达到接近世界大学先进水平的程度。

    清末大学从监督到提调乃至教师，均由政府进行任命和派遣，大学总体发展比较缓慢。民国时期，政府开始将工作重点转向教师法律法规的制定与颁行，从学校微观管理领域撤退。从实际的运作来看，这一进程的决定权主要在于行政主官和大学校长之间，其重点在于行政主官与大学校长的实践互动，因而这一时期个体的实践得到凸显。《大学令》的制定和颁行与蔡元培密切相关，也在其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得到具体实施。后来，蔡元培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主持了《大学教员资格条例》，特别在其大学院院长任内进行了资格条例的修订。范源濂任上颁布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令》和《国立大学校条例令》两部重要大学法规，也是近代大学教师制度建设的“标志性事件”。朱家骅任上除颁布《大学法》外，还规定了教师管理的具体环节，在“国内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引领下提出了大学师资队伍国际化的思路，并制定相关政策加以固化。正是在这种互动之下，一线实践成为当局决策的重要参考和依据，促进了近代大学教师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当代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是要扎根中国大地，办中国特色教育。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新时期教师制度建设更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从而为制度体系的完善提供源头活水。注重一线实践、政府与学校良性互动，激发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教育改革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及时将实践经验理论化、制度化，便成为一项重要工作。

    （刘剑虹系湖州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阎登科系该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国际理解的本质是文化理解和文明互鉴

    2017年发布的《中国学生核心素养》对国际理解素养的定义是：“具有全球意识和开放的心态，了解人类文明进程和世界发展动态；能尊重世界多元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关注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价值。”可以看出，国际理解的关键是文化理解。

    各国发展道路和文化的差异根源于文明路向的不同，不同的民族呈现出不同的文明景观。只有深刻理解本民族的文化并以尊重、包容、开放的心态对待世界多元文化，才能进行平等的文明对话，建立真正的国际理解。

    当然，东西方文化各有其源头，因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历史发展差异等原因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面貌，但都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这种价值是与其特殊的环境相匹配的，不同种类的文明形态在价值上是平等的、多元的和相对的。因此，东西方文化理应相互交流和借鉴。

    从秦汉以来东西方交往的进程可以看出，文明的互动需要双方各自保持不断向前、向上的活力，具有保持对话的基础。但自明清以来，从总体上看，此时东西方的发展清晰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势，即西方自然科学发展、新航路的开辟和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工业革命是这一进程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发展的潮流所在，中国无疑已经落后于这一潮流。中国处于相对封闭的农业文明社会背景下，缺少积极主动了解世界的动力，基本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十分有限。我们逐渐失去了主动进行文明对话的现实语境，以平等和文明互鉴为基础的国际理解与相互交流是有限的、被动的。

    近代以来国际理解教育的艰难探索

    鸦片战争爆发，古老、封闭的中国被迫开放，中国艰难地开始了探索社会转型和民族自强的道路。鸦片战争的惨败使国人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和西方的先进，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逐渐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文化上大规模的“西学东渐”由此开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可谓向西方学习的重大历史事件。与这一进程相适应，中国兴办近代学堂，提倡西学，向美国、日本等派遣留学生，改变传统教育的内容与方式，与西方近代教育接轨的努力，可谓中国近代国际理解教育的开端。但此时的中国国际理解教育很大程度上是民族自救自强的教育，是所谓以西方“先进文化”否定东方“落后文化”的教育，西方文化以强势文化的面貌出现，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较大冲击，中国人的国际理解主要停留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层面。

    这种局面在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的时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而且由于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过度推崇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认识的缺失，致使我们的国际理解教育存在着很多误区，偏离了国际理解的文化理解和文明互鉴的本质，不能适应世界发展的新潮流和中国发展的新形势。

    从国际理解教育的价值指向上看，仍然把国际理解教育仅仅视为中国改革开放适应世界的手段，以向外学习借鉴为主而看不到国际理解教育是中国促进世界发展并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缺乏大国的担当意识；从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看，更多地强调中国对世界多元文化的了解，忽视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以平等的姿态对待中国与世界文化，而且把学习世界多元文化特别是西方主流文化作为国际理解教育的主要内容，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置于从属的位置；从国际理解教育的方式看，尚未形成同时满足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世界多元文化教育的课程体系，国际理解教育还不能满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需要。

    新时代国际理解教育的新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成为时代主题。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根本上是文化复兴，文化复兴离不开组成国家的个体公民的文化自信，而这种自信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体把握和深刻认同。当前，中国国际理解教育承担着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使命，必须与时俱进地赋予国际理解以新的内涵。

    首先，新时代的国际理解教育要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照亮中华儿女的精神底色。只有深刻理解和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正确了解和认识世界多元文化。文化是人类长期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的产物，呈现出多样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特点。中华民族在东方这片土地上，创造了内涵丰富而又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包含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关系问题的中华智慧。因此，国际理解教育首要的是加强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此基础上，才能从文明互鉴的视角，既全面理解和把握西方文明的精髓，又能够根植中华文化，延续中华优秀文化基因，“像历史上中华文明消化融合佛教那样，消化和重构现代西方文化”，形成引领人类未来发展的中国文化的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其次，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鲜明的价值指向，让国际理解教育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发挥价值引领的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人类面临共同问题和共同利益日益增多的背景下提出的人类未来发展的理想蓝图。这一理念源于中华传统文化主张的“天下一体”和“家国同构”等思想，是“家国情怀”的升华。正如学者赵汀阳所论：“真正的世界史必以世界秩序为开端去叙述人类共同生活。世界秩序不是某个霸权国家或列强联盟统治世界的秩序，而是以世界共同利益为准的世界主权秩序；不是一国为世界建立的游戏规则，而是世界为所有国家建立的游戏规则。”这就要求国家和个人都必须兼顾个体、民族和天下的利益，处理好两大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不同国家、民族的关系。国际理解教育应该渗透这样的理念，培养世界公民，这是新时代国际理解教育的鲜明主题和核心要义。

    再其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根本上说是人的构建，应该将国际理解理念有机渗透到学校的课程教学体系之中。为此，要克服教育的工具主义倾向，让教育致力于完满人格的培育和美善人性的呵护。同时，要进一步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贵和善终”“厚德载物”“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等价值主张，不仅让这些文化主张成为中国青少年的价值观，而且要向世界讲好中国理念，利用中国日益扩大的教育影响力传递中国声音，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此外，要将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与学生生活经验相结合，通过历史、地理、政治、语文、英语等学科内容的整合渗透，通过模联活动、中美贸易问题研究、“一带一路”倡议方案设计等真实情境，致力于指向学生国际理解素养培育的学习、生活建构。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国际理解教育要真正基于文化理解和文明互鉴这一本质内涵，在深刻的文化理解基础上进行文明对话，加强文明互鉴，促进文化交融，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化支撑。

    （作者系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校长、特级教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的讲话中提出要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数以千万计的高级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的使命，关系着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水平和素质，影响着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从社会角度看，我国高等教育的短板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够强，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待提高。

    高等教育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经济增长指的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或地区）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那么，经济增长的动力与源泉来自何方？

    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看到了教育与人力投资的价值。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默提出的内生增长模型指出人力资本的规模是至关重要的，居民的文化教育程度对产出的收益递增必不可少，一个国家必须尽力扩大人力资本存量才能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

    佩特拉基斯(P.E.Petrakis)等学者比较了教育人力资本影响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异性，指出高等教育培育的人力资本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较强，而发展中国家则是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

    我国目前处于从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重要历史时期。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劳动力成本提升、产能过剩以及如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问题的解决都与高等教育发展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多数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速度急剧放缓甚至停滞，长期未能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过渡，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如多数拉美国家和部分东南亚国家。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甚至地理条件的差异都是决定不同国家能否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有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经验在于这些国家对于教育的巨大投资以及对劳动力技能培训的持续投入，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能够显著减少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放缓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决定经济体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重要因素之一。

    高教体系需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一般来说，现代国家经济增长时期会形成对于高等教育人才需求量的增加，当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速度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时，高等教育体系就无法满足经济增长对于人力资源的需求，会对经济的长期发展造成阻碍。但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等教育体系不是规模越大越好，也不是发展速度越快越好，而是需要一个与经济结构、产业升级及创新驱动相适应、相促进的高等教育体系。

    从拉美国家的经验与教训看，巴西、智利、阿根廷等国家的高等教育规模很大，毛入学率达到了普及化阶段，巴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999年为16.1%，2016年为50.5%，与巴西处于相似经济发展阶段的智利1999年毛入学率就达到37.3%，2016年达到90.3%，阿根廷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999年为48%，2016年达到89.1%。但这几个国家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与发达国家高度趋同，未能构建满足本国产业创新升级人才需求的高等教育体系，形成资源错配。他们的学科结构比例与美国较为接近，与第三产业相关的高等教育专业比例过高，均超过70%。

    美国的工业化程度和社会发展阶段较高、产能先进，因而能够让较少比例的社会劳动力从事工业生产，对于第二产业相关专业人才需求量相对较小。如果中等收入阶段国家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完全以发达国家为基准，就会形成资源错配，造成投入效率下降，整个社会因为缺乏科技创新活力而失去持续发展动力。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一般会建立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如韩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999年为73.9%，2016年达到93.8%。但与第二产业相关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比例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2014年仍然处于30%以上，这说明韩国的高等教育体系非常注重科学与工程类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高比例的创新型技术人才为韩国稳定经济发展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提供了重要保障。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和《国际统计年鉴》计算，美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61%，英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64%，法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0.52%。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虽然较高，但高等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处于较低水平。有专家利用1996—2014年数据计算出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为1.82%，认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作用。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对人力资源开发提出巨大的需求，而经济结构的转型又将导致人才需求的结构性变化。

    中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模式正在经历一个重大转变，即由同时依赖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型转向主要依靠劳动力质量型。一方面经济增长需要大量人才，另一方面已有的教育体系所培养的人才却与市场需求存在结构性的偏差，表现为各个新兴行业的发展需要大量人才，但是同时大量的高等人才不能满足这种需求而存在就业压力。高等教育体系及人才培养结构要与经济产业结构契合，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建立起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和区域布局结构，才能更好地为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服务。

    学科专业设置应减少盲目性

    培养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校学科专业的结构是否合理。我国的区域和高校优势特色专业仍然存在着集中度不够、布点多而散等问题，特色不够，优势不足。部分高校办学定位不清晰，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类型不清晰，“平原”多（专业布点多）、“高峰”少（优势特色学科专业少）。特别是高校对某些前瞻专业缺乏预判，造成高校学科专业设置的盲目性及贪大求全。

    具体表现为：一是盲目设置专业，追求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二是跟风设置投入少、容易开办的“热门”专业；三是背离学校的办学定位和主体优势，开办对自己学校而言是“短项”或“劣势”的专业，如一些传统工科类院校为争取“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计划”而竞相设立新闻学院、开办新闻传播类专业等。

    工科类人才培养的规模和结构尚不能完全适应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求。机械类、电气信息类、化工与制药类、轻工纺织食品类等专业所占比例明显下降，与同期我国制造业迅速发展不相适应，可能会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高职高专人才培养主要面向第三产业的占70%左右，面向第二产业的只占20%左右，与制造业相关的更是只占12.7%，对于制造业的人才支撑严重不足。这些需要进一步优化结构，加强面向第二产业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

    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要面向需求，发展特色，形成优势。高校要构建与本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相匹配的学科专业体系和人才培养结构，聚焦重点和优势，集中建设好优势特色学科专业群，避免专业设置的“盲目性”和“碎片化”，克服专业设置的“功利性”和“多而散”。

    实现人才培养体系的多样化

    在高等教育迈入大众化阶段后，我国的高校设置标准与分类却仍然停留在精英高等教育阶段，过分注重在层次上完善高等教育的体系，而忽视了高等学校的类型划分，高等学校发展的同质化现象一直没有解决。

    既然高等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培养人才，那么就应该以人才培养为基础建立高等教育分类体系。我国高等教育的分类体系和分类标准应当以经济社会发展、行业发展、职业要求为依据，以实现人才培养体系的多元化、高等教育体系功能的多样化为目标，以人才培养的社会需求为导向，着重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研究型高校承担绝大多数研究型、学术型人才的培养工作，学位授予层次覆盖学士、硕士和博士，且研究生培养占较大比重，具备连贯的学位授予体系和较为完整的学科专业体系。应用型高校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行业技术进步的需求，培养具有较强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以本科教育为主，一般是学士学位授予高校，也有部分高校可以授予少量硕士学位。技能型高校对接地方生产、管理、服务一线的需要，培养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需要的技能型人才。应用技术类高校更偏重于专业的知识体系，属于本科教育层次，技能型高校则偏重于职业技能，强调职业定向与实践教学，以专科层次为主。

    高校布局要与城市化相适应

    世界银行预计在未来的20～25年内，中国还会有另外3亿人移居城市。这也会使中国成为全世界首个拥有超过10亿城市人口的国家。城市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将达到75%。高等教育扩张加剧了大学生向大中城市的人口迁移，这导致以高人力资本人口空间集聚为显著特征的城市化，促进了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引致了大规模的城市需求，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新兴城市和城市群将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区域，以城市为中心的产业集聚和经济集聚、人才集聚成为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最重要动力。

    高等教育不同于基础教育，是按照非均衡的集聚发展模式布局高校。我们对于中美高等教育的集聚程度做了分析，发现我国的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的均衡化程度高于美国，即美国的专科教育、本科教育集聚程度更高一些。我国的高等教育布局既要支持中西部地区，更要推进东部地区高等教育率先崛起，形成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特别是要重视长江经济带、珠三角、环渤海等主体功能区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新需求，促进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高等教育的区域布局既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又要尊重高等教育规律，按照社会需求和办学条件的互动机制完善专业、学科点的区域布局，本专科专业和学科点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对平衡布局，博士点布局在需要的前提下根据条件布局，硕士点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根据需要布局，保证各个层次的人才培养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人才培养的质量更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副院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